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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德在临汾领导抗战中的历史贡献

          中国根?黄河魂?这里是临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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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德在临汾领导抗战中的历史贡献

          抗日战争初期,临汾一度成为山西和华北的抗战中心。太原失陷以后,朱德率八路军总部移驻临汾地区,在近4个月里,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精心领导和指挥华北抗战,开创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一、平阳大地举红旗,大力宣传再掀抗日热潮

          太原失陷以后,临汾被推向了抗战的第一线,成为敌我双方关注的焦点。在这关键时刻,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来到临汾领导抗战。

          1937年9月,朱德在山西五台山前线

          1937年11月20目,朱德率八路军总部抵达安泽县白素村,21日抵达洪洞县苏堡镇,22日到韩家庄,25日抵达高公村。12月30日移驻马牧村。1938年2月20曰,朱德率总部离开马牧村向东转移,2l日抵达安泽县岳阳镇。期间,阻击日军,先后转战于古县镇、府城镇、刘垣村、南孔滩村和浮山县山交村。3月10日,途径安泽县英寨和良马,向太行山进发。朱德率八路军总部在临汾境内整整工作战斗了110个日日夜夜。朱德作为八路军最高领导人,力挽狂澜,在平阳大地,高举团结抗日大旗,大力宣传,深入发动,激发了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将抗日斗争推向了新的阶段。

          1937年冬,任弼时与朱德在山西前线

          太原失守后,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军的步步溃败以及群众中出现的悲观情绪,朱德和八路军总部在临汾及时提出:“坚持华北抗战”、“坚持山西抗战”、“八路军誓与山西人民共存亡”、“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变敌人后方为前线”等鼓舞人心的战斗口号,决心和华北人民共同坚持敌后抗战。并将这些战斗口号以标语的形式写在城镇乡村的大街小巷,广为宣传。

          为适应抗战的新形势,朱德加强了部队的军政教育工作。1938年初,他提醒各部队注意敌军动向,并命令抓紧部队教育,“在政治方面加紧民族教育,军事方面应加紧战术、技术的教育,使大批新战士迅速成为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之熟练战士”;“各级军政首长及司令、政治机关,应有计划的进行军、政教育与检查”。

          针对新的情况,八路军适时加大了抗日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力度。跟随总部活动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丁玲带领下,奔走临汾、洪洞城乡,深入部队、厂矿、学校、街道和农村集市,演节目、写标语、绘漫画、发传单、搞演讲。还用笔作武器,把临汾和山西许多动人的抗日事迹写成通讯,通过多种渠道,在临汾、山西和华北抗日前线广为散发,并传播到全国各地。八路军派出工作团、民运工作队和游击支队,分散到各地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群众。1938年元旦,朱德及八路军总部在洪洞县杜戍村,举行隆重的阅兵式,检阅了驻防该地的115师686团。举办了平型关战斗祝捷和缴获日军武器展览会,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军民抗日联欢会。八路军威武雄壮的军姿和卓著的战绩,以及丰富多彩的抗日文艺节目,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日斗志,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

          朱德和八路军总部的一系列宣传举措,稳定了群众的情绪,唤发了军民的抗日热情。同在临汾的北方局以及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工作也卓有成效。形成共鸣,产生轰动效应。太原失陷后,临汾及山西抗日的红旗不倒,组织不散,战斗不止,抗日烽火呈现燎原之势,山西和华北再次掀起抗日热潮。临汾一度成为华北抗战的中心和热点区域,全国18个省市的著名学者教授、民主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学生近万人纷纷汇集临汾。1938年1月初,朱德在万安镇隆重召开了欢迎“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的大会。李公朴在临汾创办主编的《全民周刊》向国内外读者宣传抗日民主思想,颇有影响。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受临汾如火如荼抗战氛围的感染和激励,满怀激情地创作了《游击队歌》,迅速响彻敌后游击战场,成为凝聚民族精神力量,鼓舞军民奋勇杀敌的战斗号角。

          朱德深刻意识到,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是开展游击战争和战胜敌人的根本。在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中,他利用有利形势,把扩大部队规模与提高质量密切结合,扎扎实实做好建军强军工作。

          在洪洞县马牧村,朱德与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商定,“我们要迅速把八路军扩大到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要求八路军各师与党组织相配合,发动群众,扩充军队,发展和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各地涌现“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参军参战热潮。上级向驻临汾的中共山西省委下达20天扩军3000人的任务,仅用了15天就超额完成了扩军任务。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几乎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热血青年要求参加八路军。著名军旅作家巍巍,就是当时从家乡赶到临汾参加八路军,从此走上革命征途。此阶段,八路军由出征山西前线时的3万余人,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迅速发展到10万余人,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中流砥柱。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刘村创办了八路军学兵大队,广泛吸收各地爱国优秀青年参加政治、军事培训。在短短3个多月时间里,先后向八路军、决死队和抗日游击队输送了近千名政治军事干部和骨干。朱德在百忙之中,经常抽时间到驻白石村的八路军随营学校,向千余名学员讲授军事课程。北方局举办了党员训练班,先后培训党员领导干部近百余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总队,从平津移驻临汾后,发展新队员2380余人,其中300余人经短期培训走上抗日前线。统一战线性质的民族革命大学,在临汾举办了4期,培训几千名学员,其中第1期就有近600人奔赴延安。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作了干部方面的充分准备,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八路军总部炮兵团在抗日的热潮中应运而生,1938年1月28日在刘村成立,并向全国发出了抗日通电。这是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个炮兵团,大大增强了八路军的战斗力,为更好地开辟敌后抗日战场创造了有利条件。总部炮兵团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38年3月2日,朱德和彭德怀分别就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

          1938年1月3日,朱德在马牧村会见了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其从延安就跟随八路军总部活动,被八路军的爱国抗日壮举所感动,主动要求前往汉口为八路军筹集药品、被服和资金,朱德与其畅谈,以示鼓励、致谢和饯行。许多国际友人和海外侨胞也积极投入到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潮中来。

          二、汾河岸畔展宏图,努力实施军事战略转变

          朱德作为八路军总司令,不辱使命,在汾河岸畔,精心领导抗日战争,胸有成竹,大展宏图,努力实施军事战略转变,开创了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此时,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业已结束,以共产党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升为主导地位。在这作战形式出现重大转折的关头,为加快军事战略转变的步伐,深谙游击战的朱德非常重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指挥八路军开辟敌后战场的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结合抗战实践,对游击战的本质、规律、战略、战术等作了系统的辩证论述。通过多种途径,全方位深化和灌输游击战争的战略理论和战术思想。即通过发表文章、演讲谈话、会议培训和发布指示训令等方式,以游击战争的理念武装指战员,较好地克服了模糊认识,纠正了部队中普遍存在的渴望打大仗、打硬仗、打运动战的倾向,促进干部思想认识上的统一和提高,以观念的转变为推手,增强开展游击战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

          1937年12月,朱德撰写了《中国对日作战的战略》一文,通过对敌后战场及日军的优势与弱点的考察分析,强调指出:“这次战争需要大规模的游击战略”。1938年1月,八路军总部发出《关于战术问题的指示》。朱德向全军发出训令,提出了对日作战的十六条原则,发布了八路军新战士教育突击计划。还撰写了《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条件》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持久抗战的思想,强调指出,争取抗战胜利必须首先解决的前提,就是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与建立正确的军事作战方针和指挥。2月4日,朱德、彭德怀在总结入晋作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运动战、游击战指挥的五条基本原则。2月9日,朱德在《新华日报》发表《八路军半年抗战的经验和教训》,以平型关战斗、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和配合忻口作战为例,深入浅出地说明发动群众,开展山地游击战,向敌人实施侧面进攻,是能够战胜敌人的。

          朱德一边指挥部队抗战,一边研究游击战争,思路拓宽,成果颇丰,其游击战争军事思想日渐系统化、理论化。在临汾和战火纷纷的山西战场,朱德写就了著名的抗战篇章《论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春,在《前线》和《群众》周刊发表。他以军事家的胆识和战略家的目光,全面、系统、创造性地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意义、作用,组织方法和战术原则等。这部集朱德游击战争思想之大成的力作,对于提高和统一全党全军对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指导和推动敌后游击战的开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该文和毛泽东《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一起,成为坚持抗战,战胜日寇的强大思想武器。

          朱德深知依据和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正确适时进行战略部署和展开,是顺利实现军事战略转变的关键,也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先决条件。他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进一步具体部署与组织领导了八路军的多次战略展开和敌后战场的开辟以及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从而逐渐改变和扭转了华北战场的态势。

          朱德在洪洞马牧村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议,刘少奇、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分析讨论了华北战场的形势,确定八路军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立即实施战略展开,广泛形成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总部决定,115师之晋察冀部队和晋西北之120师部队继续就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创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115师主力适时转入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129师主力由正太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两山脉,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1938年,彭德怀和朱德,陆定一(左)在山西洪洞县马牧

          朱德在马牧村,认真听取了刘伯承和彭真关于129师战略展开和晋察冀边区发展情况的汇报,作了详尽具体的指示。依据战局变化,朱德决定,120师派出一个支队进入冀中平汉路以东地区;129师由宋任穷率一个支队乘平汉路、津浦路敌军空虚之机,深入冀南活动。这两个支队袭扰日军并配合徐州会战外,还要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组织武装游击队,为今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做准备。

          八路军战略展开后,朱德不断细化部署,点线面总体布局,督导分兵挺进敌后,占领支点,控制区域,化整为零,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战争。并协助各级党委开展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建党建政,扩大抗日武装及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初见成效。以山西为中心的四大抗日根据地初显雏形,逐步形成。

          左起:左权、彭德怀、朱德、彭雪枫、萧克、邓小平在山西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相继创建,开辟了与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相呼应、相配合而又独立支撑战局的稳固战略支点和广阔的战略区域,互为犄角,彼此支援,形成了对敌的四面包围,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和有利态势,为尔后向周边平原及全国发展创造了条件。有力地打击和钳制了日军,配合和支持了友军,从而使山西成为全国团结抗战的模范,为赢得抗战的胜利蕴造了契机。

          三、太岳山区抵日寇,全力开展山地游击战争

          朱德作为八路军总指挥,肩负重任,在太岳山区,巧妙指挥游击战争,披坚执锐,率先垂范,不失时机地亲率少数警卫通讯部队,全力打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游击战,亲手揭开了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

          1938年2月,日军5个师团和1个飞行团多路向以临汾为中心的晋南大举进攻。朱德与阎锡山、卫立煌商定御敌之策后,于2月20日率总部及警卫通讯部队两个连200余人,离开洪洞马牧村赴太行前线。21日抵达当时的安泽县城岳阳镇,接敌情通报,日军先头部队抵长子、屯留。朱德即刻部署:命令距日军较近的友军曾万钟部和李家钰部赶到屯留附近阻击日军,命令129师主力速从正太路一带南下。部署就绪后,朱德与安泽县长、共产党员邓肇祥研究了抗日问题,并应群众要求,向各界人士作了振奋人心的抗日演讲。朱德指出:“毛泽东已为我们制定了克敌制胜的法宝,这就是人民游击战争的战略和战术,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人民!”

          2月23日凌晨,敌已进至安泽县良马镇,情况十分危机。总部驻地太岳山区,安全转移非常容易,而距此百余里的临汾几十万军民却浑然不知,毫无防备。如果听任日军长驱西进,突袭临汾,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朱德不但没有转移,反而迎敌而上,毅然率部移至临(汾)屯(留)公路上的古县镇(今旧县),决心在“手中无兵,阻敌不易”的情况下,阻击敌人。并及时通知在临汾的刘少奇、杨尚昆及有关方面安全转移。朱德及八路军总部还发布了《告晋南人民书》,指出:敌人打到晋南来了,晋南同胞只有组织起来,配合抗战军队同敌人作战。第一、要进行游击战争;第二、要实行坚壁清野;第三、要破坏道路;第四、要肃清汉奸;第五、要对敌军士兵进行宣传,要他们回家,不替日本军阀打中国。因友军未能阻止日军西进,形势越加严峻。朱德速派一个连前出到安泽东部的三不管岭,沿临屯公路设置第一道防线阻敌,又命其余部队在府城沁河东岸滩头构筑工事,作为第二道防线御敌。此后,随着战况变化,凭借有利地形,在草峪岭和尧店一带组织了有效防御。朱德责成安泽县长负责战勤工作,一定要保证战士们有饭吃,保证伤员得到及时救护,县自卫队配合战斗。

          在临屯公路数十里盘山路段,朱德率装备简陋的200余人,与飞机大炮支援下的日军苫米地旅团3000余人,对峙、周旋、激战、纠缠,设置多道防线,打打停停,步步为营,节节抗击,正防侧击,前打后袭,使日军晕头转向,损兵折将,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代价。激战三昼夜后,歼敌200余人,击毁汽车80余辆,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达到了预期目的,朱德才率部撤离转移。

          日军探知阻击部队竟是威名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及少数警卫通讯部队,便出动10余架轰炸机,误将屯留的故县炸为平地,而安泽的古县却安然无恙。日军华北司令部向全世界宣布:共产党的抗日总司令和他的司令部已被消灭。而朱德也因故与外界一度失联。一时间举世震惊,全国军民都为朱德的安危担忧,许多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不少国际友人也联系《新华日报》,询问朱德的下落和安全。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亦深感焦虑。而此时,朱德仍在太岳腹地从容不迫地与敌周旋并指挥着整个战局。

          这次阻击战斗,重挫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阻滞和延缓了敌人的进攻势头,打乱了日军的战略部署,为临汾及晋南军民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鼓舞了抗日军民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信念。两个连200人敢与敌一个旅团3000余人激战的奇迹,凸显了朱德敏锐的战略眼光、杰出的指挥艺术和坚强的战斗意志。

          在朱德直接指挥和榜样作用的影响下,八路军连续给敌人以沉重打击。115师取得午城、井沟战斗的胜利,歼敌1000余入,迫敌后撤,从而粉碎了日军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对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120师粉碎了日军万余人对晋西北的围攻,收复7座县城。129师接连取得了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伏击战的“三战三捷”,歼敌数千人,给敌人以重创,创造了为以游击战歼灭大批敌人的经典范例。八路军游击战的广泛开展及屡屡获胜,积小胜为大胜,在战略上钳制和阻滞了敌人的进攻,大量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敌欲将我华北抗日军队压缩至黄河三角地带一举歼灭的企图化为泡影,有力地支援了华中、华东及全国的对日作战,彻底粉碎了日军“一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四、吕梁南麓联友军,倾力维护抗日统一战线

          朱德作为八路军的最高统帅,襟怀博大,在吕梁南麓,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谱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篇章。

          朱德从战略高度认识军事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复杂性和重要性,始终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军事斗争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广交朋友,诚联友军,成效显著,使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华北抗战中发挥了应有作用。

          1938年8月,朱德与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在山西省垣曲

          1938年1月,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第一、第二战区将领作战会议,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3个师长从临汾启程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徐州会战、坚持华北抗战与保卫武汉等问题。朱德会见了蒋介石,就抗日问题作了必要的沟通,蒋介石同意了朱德提出的改造军队,发动民众的意见。借此机会,朱德还与一些国民党将领进行了接触交谈,对上层军事领导人做统战工作,以巩固和发展团结抗日的局面。这次会议对当时的抗日战争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我党最早在山西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临汾期间,朱德始终保持与阎锡山的接触和联系,拉着阎锡山“守土抗战”。1938年2月17日,朱德赴土门镇与阎锡山、卫立煌会商制定作战计划。会议决定将第二战区部队分为三路大军。南路军为中央集团,国民党部队组成,由卫立煌指挥,主要活动于晋南地区,重点在同蒲铁路南段与敌作战;西路军为左翼集团,以原晋绥军为主,由阎锡山指挥,主要集结活动于晋西地区;东路军为右翼集团,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由八路军115师、129师和决死第一、三纵队以及滞留晋东的国民党部队7个半师组成。东路军成为战区的主力,分布最广,任务最艰巨。会议期间,朱德看到阎锡山情绪低落,精神不振,就鼓励说:“我们是持久抗战,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是让开点和线,退到敌后打游击,让敌人去占一些点和线,分散他们的兵力;它越多占一些地方,补给线就越长,那样我们就越有机动的余地,可以越打越强。……希望你阎长官和我们一起坚持敌后”。土门会议较好地解决了国共两党部队的统一指挥和协调问题,为合作抗日和团结御敌创造了有利条件,抗战的实践充分彰显出其作用和意义。

          为了贯彻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更好地团结友军共同抗日,朱德多次指示八路军各师,要正确使用拨归的友军部队,给他们必要的帮助和照顾,不要使他们受到敌人的意外袭击,也不要把他们使用在过分艰苦的区域和过分复杂的环境,要求各部做到以热枕、虚心、诚恳的态度对待友军,切戒骄傲自大,看不起友军。另一方面,也提醒要防止友军中有些人以吃喝、金钱等来引诱八路军指战员走上邪路。

          朱德利用各种机会与友军将领广泛接触,诚心交友,殚精竭虑做好团结抗日的工作。1938年1月31日是农历春节,卫立煌率其属下的第14军军长李默庵、第9军军长郭寄峤等到八路军总部驻地马牧村拜年。八路军热烈欢迎,村口挂上欢迎横幅,村里贴着欢迎标语。在欢迎团拜会上,朱德高度评价了卫立煌及其部队在忻口战役中的表现和功绩。卫立煌在讲话中表示非常敬佩八路军的爱国热情和英勇善战。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表演了许多反映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文艺节目,深受厚爱。卫立煌要求朱德推荐一些人才到他的部队去工作,西北战地服务团的记者、共产党员赵荣声被卫要去当了秘书。受八路军的影响,卫立煌也组建了一个战地工作团。朱德和卫立煌的友谊也日益发展,频频会见,促膝长谈。卫立煌送朱德一支钢笔和一块手表,朱德也经常送进步书刊给卫立煌。卫立煌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其他国民党将领大多同八路军亦能友好相处,协同作战,遇到困难都曾要求八路军相助,还请求朱德派人去他们部队传授抗日政治工作和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此阶段成为国共两党两军合作抗日的最好时期。

          朱德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动倡导者,积极践行者和有力的推动者。在与奉行中庸之道,阴险狡诈的地方实力派,“士皇帝”阎锡山打交道中,朱德高瞻远瞩,顾全大局,竭尽全力,做共同团结御敌的统战工作。他曾两次专程赴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吉县,与阎锡山座谈交流,分析时局,讲清利害,共商御敌之策。循循善诱,尽心尽力,拉着阎锡山“守土抗战”,将其紧紧绑在抗日的战车上。

          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的高风亮节和富有诚意的统战工作,深深感动和影响了友军,从而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华北战场呈现出一个由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友军打正规战转变为国民党友军配合八路军打游击战的开端。朱德恰当地把握住了这个开端,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使华北战局由消极防御逐渐转变为积极防御,由战略防御逐渐转向战略相持,逐步走上持久抗战的道路,推动和加快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

          朱德一生戎马倥偬,文韬武略,功盖千秋。他在临汾领导抗战的这段峥嵘岁月,是其革命军事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抗日战争史册中灿烂辉煌的一页,是平阳尧都悠久历史中耀眼夺目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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