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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与临汾的历史缘源

          中国根?黄河魂?这里是临汾!

          ?周恩来与临汾的历史缘源

          周恩来与临汾有着极短暂而又深厚的历史情结。抗日战争初期,随着八路军三大主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奔赴山西,组织领导和协调各方共同抗战。在近三个月的时间内,周恩来两次踏上临汾这块热土,在平阳大地留下光辉的历史足迹。

          1937年秋,周恩来、邓小平、彭雪枫在山西

          1937年9月下旬,在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等人的陪同下,周恩来由太原来到临汾,检查八路军兵站的物资储运情况。

          八路军兵站设在临汾城东关小十字北的一家车马店里。在这里,八路军兵站部部长杨立三就兵站的物资储备和发运情况作了详细汇报,周恩来听了汇报以后,就兵站工作作了四点指示:(一)为了保证八路军主力在华北战场上作战的胜利,要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为抗日救亡捐款、捐物,支援前线;(二)要将国民政府拨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就地兑换成物资运抵前方,保障部队的及时供给;(三)要努力做好各种军需物资的储存、分发和转运工作,尽快送到前方部队去;(四)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把社会各界群众慰劳部队的慰问品、慰问信及时送到前方战士手里,鼓励战士们英勇杀敌。

          三日后,周恩来及随行人员乘火车北上,赴石家庄前线。驻临汾的八路军兵站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和要求,努力做好抗战物资的储运配发工作,有力保障了八路军抗日作战的需求。

          太原失陷前夕的1937年11月5日,周恩来、彭雪枫率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全体人员最后撤离太原,经汾阳、孝义和隰县等地,于11月11日抵达临汾,住临汾城内鼓楼南附近的一座四合院里。

          太原失陷之后的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此阶段,临汾已成为山西和华北的抗战中心,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朱德率领的八路军总部相继转移至临汾,客观上形成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陕西延安,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山西临汾的抗战指挥体系和领导格局。

          与阎锡山谈判时的周恩来

          在临汾期间,周恩来十分关注华北和全国的抗战形势,夜以继日地做了大量工作。

          周恩来抵达临汾的第二天,即不顾长途跋涉的疲劳,立刻开展工作。在牺盟会临汾县特派员李从文等陪同下,深入临汾驻军、商会、工厂、学校、农村,广泛与各界人士接触座谈,就太原失守后的抗战形势和前途,进行调查研究和思想宣传发动。

          11月13日,周恩来以《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为题,致电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建议:(一)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二)强调游击抗战,争取和影响友军,同我们一致行动;(三)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训练干部,以坚持抗战;(四)扩大八路军,以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五)放手收容溃兵散枪及资材;(六)加强各军队工作;(七)实现地方政治民主化;(八)实行党的战区政策并组织民众发动群众斗争;(九)加强反汉奸的斗争。15日,毛泽东复电指出:周恩来所述各条是完全对的,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

          同日,周恩来与第二战区副司令卫立煌、黄绍竑进行了座谈。卫立煌十分惋惜地说:“山西这几仗没有打好,实在可惜。现在许多地方被日本占去了,我们的军队损失惨重,没法反攻,而且日军一定要南下,恐怕晋南也保不住。最后,只有依赖黄河天险来阻止敌人了。”周恩来详细地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并指出了下一步的任务,说:“目前我们的确有很大危机,敌人一定要向着风陵渡打过来,这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日军希望在压迫我们中国军队退到黄河南岸以后,就以黄河为界,将华北数省拼凑一个号称‘华北自治’的傀儡政府。……因此,反对投降主义,坚持华北抗战,是当前一项重要的事情。”卫立煌没有想到周恩来对形势了解分析得如此透彻,回答说:“妥协求和是做不到的,我就坚决反对妥协求和,恐怕没有几个人会赞成妥协求和,不过今后的华北抗战更加困难,有些事情不好办。”周恩来铿锵有力地说:“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如果要问今后华北抗战能继续吗?能持久吗?我们回答:绝对地能!”周恩来耐心地用较长时间列举大量理由,有力地论证了坚持华北抗战的有利条件及其前途,胸有成竹地指出:“即使敌人继续前进到风陵渡,我们也有办法在山西坚持持久抗战,使日军无法结束战争。如果中央能派得力的生力军,改变过去的防御战略,动员广大民众参战,则华北抗战的危机可以改变,我们还能转到胜利的反攻。”周恩来这些精辟的分析和无可辩驳的论断,卫立煌频频点头称是,大大鼓舞和增强了他抗战的信心和勇气,决心留在山西坚持华北抗战。紧接着,周恩来就如何坚持华北抗战,提出了四项任务:第一是军队的改造;第二是开放政权;第三是开放民主;第四是肃清汉奸。并严肃地指出:“现在民众动员很差,政权没有开放,民运没有开放,政府包而不办是普遍的现象,前线得不到民众的响应,后方得不到民众的援助,不要人民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只有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全面抗战,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最后,周恩来建议,为了适应华北抗战转入持久抗战的新形势,黄河北岸应实行分区指挥,在南岸要成立预备军。周恩来在山西境内与卫立煌的多次接触和座谈,给卫立煌以较大的影响和启迪,使其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与八路军合作配合得较好。这次座谈之后,周恩来即刻将情况电告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并提出:华北随着由正规战转到游击战,八路军将取得领导地位。但目前我们仍以取得南京当局和阎锡山的同意和接济的情况下布置华北作战,较易争取友军,扩大八路军,发展游击战争。

          1944年7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与美军观察者组成员谢伟思等合影

          11月15日,鉴于归绥(今呼和浩特)失守,绥远形势混乱,敌伪极有可能派骑兵袭扰陕北。周恩来在临汾致电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洛甫,建议中央加强陕北防务并派人员发展绥远游击战争。

          同日,周恩来再次致电毛泽东、洛甫、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重申:日军占领华北后必以大力压迫和引诱中国军队退到黄河南岸并收容部分军队,以便全力对付八路军。因此,目前以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为号召是完全正确的。

          11月16日,周恩来与同在临汾领导华北抗战的刘少奇联名致电聂荣臻就晋察冀边区如何进行抗日政权的建设问题,指出:立即颁布临时边区政府的组织法;向国民政府提议颁布劳动、土地等各种法令;准备公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筹备组织各群众团体;在筹备成立边区政府、军区司令部的同时争取蒋介石、阎锡山的同意后向全国公开,以便取得接济和推广到其他边区。

          同日,临汾党、政、军、民3000余人,在临汾女子师范学校操场举行群众联欢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重要演讲。分析了坚持华北抗战的可能、有利条件及其前途。指出:坚持抗战必须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坚持华北战争得以游击战争为主体,华北游击战争将有胜利的前途。强调八路军留在华北作战是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战的重要因素,还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的几项工作任务:(一)改造旧军,成立新军,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改善部队的生活,发挥部队独立作战能力,实行运动战、游击战,争人不争地;(二)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地方自治自给,实行抗日纲领;(三)开放民主,宣传、发动、组织、武装民众;(四)肃清汉奸,反对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及特殊化的倾向。会后,在临汾工商界代表张世昌的倡仪下,各界群众自愿集资捐款,将演讲稿印制5万余份,在临汾、运城和长治等地广为散发。不久,汉口编办的《群众周刊》全文刊载了周恩来在临汾群众大会上的演讲稿,并特意加了编者按,指出此篇演讲对当前抗战有着重大贡献。大量分发山西和华北以及全国,影响广泛深入,有力地指导着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此阶段,八路军连续作战,急需补充兵源,周恩来向同驻临汾的中共山西省委提出,二十天扩军3000人的要求,省委责成宣传部长张稼夫具体负责此项工作,为尽快完成任务,省委副书记林枫在运城召开了河东扩大会议,对扩军作了具体部署。由于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在临汾对抗日救亡运动进行了深入的宣传发动和指导,进一步激发了广大青年参军参战的爱国热情,以临汾为中心的晋南地区呈现出“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抗日热潮,在各级党组织配合下,仅用了半个月时间,就超额完成了扩军任务。

          周恩来在临汾期间,还会见了英国《伦敦先驱日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周恩来与其进行了详细交谈,指出:坚持华北抗战最要紧的是加强中国的军队,广泛发动群众运动,组织华北抗战的主要任务将落在八路军身上。并陪同该记者一起观看了平型关战役中缴获的日军将领坂垣征四郎副官的日记,通过国际媒体向全世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以及战绩。

          1937年11月19日,根据中共中央电示,周恩来在分别同阎锡山、卫立煌、黄绍竑和朱德、任弼时等晤商和告别后,离开临汾,同彭德怀一道返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和周恩来、博古在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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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8月,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观看解放军体育运动会的比赛

          周恩来在出访途中

          晚年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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