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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同志在临汾的日子

          刘少奇同志在临汾的日子

          刘少奇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建树了卓著的功勋。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挑最重的担子,是其革命生涯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他“多次临危受命,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善于在复杂的环境中,统揽全局,缜密分析,采取和实施切实可行的政策。”“他多次在关键时刻独当一面,机智果断,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作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贡献”。

          (一)

          1936年春,华北危急,刘少奇受党中央的派遣去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卢沟桥事变”后,刘少奇于7月28日抵达太原。8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太原组建了北方局新的领导机关,刘少奇任书记,杨尚昆任副书记。11月8日太原失守的前夕,刘少奇率北方局机关转移至临汾河西的帽儿刘村。驻一个叫“五同丰”的大院,该院位于刘村镇北街(今刘北村)东头。据说当年房东史家有兄弟5个,取五子同心,五谷丰登之意,故叫“五同丰”大院。东西两院各有北房7间,东西南房各9间。北方局领导们住西院,书记刘少奇住东房,副书记杨尚昆住西房,北房用作会议室兼灶房,房东一家住南房。东院住北方局机关各部门,组织部长林枫、宣传部长李大章等工作人员均住于此。从此,少奇同志在这里生活战斗了近4个月,直接领导和指挥山西及华北的抗日斗争。其间,1937年12月初,他离开临汾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杨尚昆、张友清等与他同行。途中在吉县作了短暂停留,在这里他接见了正在吉县组建和集训抗日自卫队的中共吉县临时工委组织委员张秀成和宣传委员张铁民等,并进行了亲切交谈,就开展抗日武装斗争问题作了指示。会议结束后,他又于12月中旬从延安返回临汾。在临汾期间,少奇同志先后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北方局会议和参加了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会议,分别作了具有远见卓识的重要讲话。在这里,刘少奇同志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放手发动群众,卓有成效地领导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8年2月26日,日军进逼临汾,刘少奇率北方局机关转移至黑龙关,在蒲县、吉县、大宁一带坚持领导抗日游击战争。3月中旬,奉命离开晋西南返回延安,留在中央继续指导华北工作。

          1942年10月,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化名 胡服),安泽县奉命赴延安途中,路经太岳区安泽县,在该县穆家园村刘正德的院子里住了三天。期间,有陈赓、薄一波等前来看望汇报工作。

          (二)

          少奇同志到临汾时,抗战形势十分严峻。太原失陷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华北全境除晋南外,大部分被日军占领,晋南无疑成为日寇的下一个主攻方向和目标。战争态势的发展,把晋南重镇临汾推向了抗战的第一线,成为敌我双方关注和争夺的焦点。日军企图攻占临汾,控制晋南,实现其西渡黄河,进军西北;南下潼关,夹击中原;东越太行,策应华东的战略构想。依据当时的战争态势,毛泽东同志提出全民抗战,持久抗战和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同时把山西作为抗战的主要阵地和战略支点。把临汾地区视为开创晋西南和晋东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区域之一,意以临汾东西两山——太岳山和吕梁山为立足点,开创敌后抗日根据地。少奇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关键时刻,肩负重任来到临汾。此时,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山西省委、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和八路军总部相继移驻临汾、洪洞一带。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邓小平等我党和军队的众多领导人亦云集临汾。临汾一度成为山西和华北的抗战中心和大本营。这一阶段,实际上形成了党中央、毛泽东在陕西延安,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在山西临汾的指挥体系和领导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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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到临汾不久,以刘少奇为书记的北方局及时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誓死不过黄河”的战斗口号。刘少奇在党内明确提出:“华北今后抗战的主要形式,将是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华北全党今后的的中心任务,是广泛地发展、组织与领导游击战争”。“要一切干部和党员学习军事、学习游击战争,决心把自己投入到抗日游击战争中去”。北方局的号召和刘少奇的指示,有力地激励和鼓舞了广大党员和军民的抗日斗志,坚定了人民群众抗战必胜的信念。刘少奇面对临汾及晋西南和整个山西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战热潮.深受启示,为了进一步加强山西的抗日工作,他在11月12日致电张闻天:“在山西全省发展游击战争空气很高,形成广泛的运动,到处要求我们派遣动员、组织与军事干部。请令陕西和地方干部大批迅速过河来工作.条件很顺利,免失时机”。

          (三)

          为了贯彻党中央“放手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11月15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北方局在临汾刘村召开会议并通过了刘少奇亲自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即《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刘少奇选集》上卷,第94页)。《决定》强调指出:“华北已进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因为我党已是华北最大的政党,八路军具有游击战争的特长,华北反日游击战争的领导责任,就自然落在我党身上。……目前我党在华北就是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游击战争,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加入游击战争,争取广大乡村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决定向华北各级党组织提出,“我党要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下,更加独立自主地去发动民主运动”。“建立统一战线的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新的抗日部队”。“同时还必须建立工会、农会、民族解放先锋队及妇女抗日救国会等整个系统的组织。”“要建立公开的党的领导机关,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部,增加领导机关人员,扩大党内民主,加强我党在政权、武装及群众运动中一切方面的领导作用。”这一决定,充分体现和贯彻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对党在华北抗日游击战争新阶段的工作作了全面部署。是开创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的指导纲领。

          在临汾期间,刘少奇十分重视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并视为重中之重。他指出:游击战争是要有根据地的,没有根据地就不能长期坚持。他虽身在临汾,却时刻关注着晋察冀根据地的建设。1937年11月16日,刘少奇与周恩来致电聂荣臻:“在晋察冀全区,为了加强与统一军事政治领导,应即进行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的改造与建设。”在党中央领导下,根据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具体部署和指示,1938年1月11日,在河北西部阜平县召开了晋察冀军政民代表大会。15日成立了临时行政委员会,管辖晋东北、冀西和察南的39个县,1200万人口。这是敌后建立的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政权和根据地。此后,在华北又陆续创建了晋西北,豫晋冀和晋西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刘少奇同志在临汾期间,遵照中央部署和指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同时,始终与党中央,毛泽东保持着紧密联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决策,并就抗日战争的全局性问题不断提出许多真知灼见。1937年11月17日,刘少奇和杨尚昆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华北已进入游击战争新阶段,因我党是华北最大政党,红军有游击战争特长,党与红军威信极大提高,游击战争领导责任自然落在我党身上。”为了争取华北游击战争的胜利,“扩大红军要成为华北全党及红军全体指战员第一位重要工作,似乎必须计划在3月内扩到10万,半年内扩大到20万”。当时也在临汾领导抗战的周恩来,对少奇同志的意见十分支持,他在给中央的一封电报中明确表示“胡服(刘少奇)提议3个月扩大10万,我赞成。”这些来自于抗战实践中的看法和见解,为党中央了解情况,实施正确领导和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1月23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刘少奇、杨尚昆并告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就坚持山西游击战争的方针问题作了具体指示。这一阶段,山西及华北各地的人民抗日武装和八路军迅速发展壮大。仅在中共山西省委秘书长张稼夫的组织下,晋南几个县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上级提出的“20天内完成扩军3000人”的任务。

          在以临汾为中心的抗战中,少奇同志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坚决抵制了党内出现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务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先后三次发言,结合华北的情况,阐述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强调要以共产党为领导来团结一切抗日的势力与阶层。刘少奇12月中旬从延安返回临汾后,即于12月31日在临汾刘村主持召开了山西省中共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发展与新任务》的报告。动员党的干部贯彻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精神,独立自主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抗战,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民众掌握武装,建立与发展党组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他强调指出: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克服自己的弱点和困难,中国有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用一切力量去反对民族失败主义与和平妥协。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扩大与巩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在临汾期间,少奇同志还十分关心军事工作,多次提出扩大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1938年1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会议由朱德主持在洪洞县马牧村召开,彭德怀、任弼时,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参加了会议。刘少奇与会并作了发言。指出:党在华北的任务是坚持华北抗战.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之一。我们要坚持华北抗战,中心一环在于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以游击为主要的方式;要估计战争形势的发展。此外,还谈到华北党的工作、武装部队、政权组织形式和基本政策等问题。少奇同志对朱德总司令说:“我们要迅速把八路军扩大到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有了这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朱老总你看怎么样?”朱总司令说:“你的意见非常正确,应该这样做。”

          (四)

          少奇同志在临汾期间,尽管工作极为紧张繁忙,他仍十分注重调查研究,运筹帷幄,把握全局,在百忙中彻夜不眠地写出了不少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章。继1937年11月15日亲自为中共中央北方局起草《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之后,又于1938年2月5日撰写了《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一文。文章强调“政策问题是抗日游击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指出:“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一种群众战争。”它必须取得人民各种各式的拥护、赞助和掩护。才能够长期坚持、发展与胜利。文章还对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武装与政权、财政与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对汉奸武装和维持会等具体政策作了阐述。紧接着,他又于1938年2月18日撰写了《工会工作大纲》。大纲阐述了抗战时期工会的基本任务,组织原则和工作方式。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目前主要的任务是积极参加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工人阶级应该最积极的来参加目前的民族解放战争,并给这个战争以最高限度的组织性、坚持性和彻底性,以便求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与独立自由”。大纲认为,“在抗战时期,工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动员广大工人群众和会员来参加战争中各方面的工作和建设”。少奇同志的这些高瞻远瞩的见解,及时指明了对日斗争的方向,有力地推动了临汾、山西和华北的抗日斗争。

          为了适应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北方局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临汾利用八路军学兵队、党员训练班、民先队(全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组织形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训练了一大批抗日军政干部和骨干。刘少奇、杨尚昆、彭雪枫、张震等亲自编写教材,亲自任教授课。经过培训的成百上千学员踏上抗日征途,分赴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敌后开展抗日工作。从而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了干部方面的准备,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五)

          刘少奇在北方局和临汾工作期间,全心全意,忘我工作,奋不顾身;重团结,讲民主;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平易近人,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尤其是,由于工作过于劳累,又处于战争环境,他胃病多次复发,经常吃不下饭,日惭消瘦,但他从不要求组织照顾,更不搞特殊。时任北方局副书记的杨尚昆回忆说:“中央交给他几万元法币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他如数移交给我保管。他坚持按中央规定,每月只领5元钱的津贴,每天买些红白罗卜,烩点馍维持生活”。他虽身居高位,而言行处处是人民公仆本色。

          由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临汾的卓越领导和工作,以临汾为腹地的晋西南抗日热潮轰轰烈烈,如火如荼。风云一时的临汾成为人心向往的地方,全国许多著名进步学者和教授以及民主人士李公朴、沈钧儒、沙千里、江隆基等纷纷来到临汾,先后有18个省市的热血青年和一些归国抗日的爱国华侨学生约万余人聚集临汾,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刘少奇同志及北方局在以临汾为中心的4个多月的抗战活动,开创了山西和华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以临汾地区为例,1938年春全区有5个中共特委,各县普遍建立了县委或工委,大部分区、村都成立了区委和支部,党员由抗战前的83人突增为3741人。1938年,有4个区党委在山西境内领导抗战并建立了18个地委(工委)和中心县委,131个县委。在山西的7个行政区中,有5个行政区由共产党员任主任;在100多个县政府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县由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任县长。牺盟会员发展到80多万人,工、农、青、妇各救会成员达250多万人,山西新军发展到50个团,约5万多人。华北地区的游击队人数达10多万。八路军由出兵时的3万多人,迅速发展到10多万人。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这些都为在华北独立自主地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并夺取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刘少奇在临汾抗战期间,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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